直到现在我还是不愿意相信李婉芬阿姨已经是死去的人了。� 
　　李婉芬阿姨的死和妈妈新凤霞有点像。她也是在突然间发病死亡的。没有一个过渡，没有一点预兆。看上去哪里都和平时没有两样，但是你所关心的那个人是绝对的消失了。� 
　　我认识李婉芬，是因为要请她演戏。� 
　　我是在电话中结识李婉芬的，我开门见山地告诉她我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剧作者，十分胆大地在作品里为她度身写了一个角色，想请她参加演出。� 
　　我们之间的谈话是和谐并亲切的，她用那种北京人惯用的字眼加上性格使然的直率对我说：“嗬，真是……作者给一个没见过面的演员主动写戏，还真少见。行！你呀给我看看剧本，是我的戏，那就没问题。”就是这样，李婉芬阿姨演了我的《女人漂亮》，演了三十多场，那时她早已从北京人艺退休，身患严重的糖尿病，经常咳嗽……她的健康情况一直不让人乐观，但是她对舞台的热情一如既往，在台上的表演令人击掌。再后来，三年以后的2000年，我又请她出演我的第三部话剧《父女惊魂》，我赫然发现她的身体状况更不如前，坐在剧场里，远远地看着舞台上的李阿姨，一举一动都变得吃力，觉得某种元气似乎正在一丝丝从她的体内离去……我当时感到阵阵心惊，曾经在心中暗自发问：《父女惊魂》会不会是李阿姨的最后一部戏？� 
　　谁知此感觉不幸应验。李婉芬在演完最后一场《父女惊魂》之后仅仅13天，便在北京的朋友家中做客时突发心脏病，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 
　　在婉芬阿姨位于北京小营的新房子里，我遇到她的姐妹和儿女。想与婉芬阿姨对话的想法在与她的家人访谈中得到了实现。于是，有了这篇文章。� 
　　李婉芬生过三个孩子，两儿一女，来自两个不同的父亲。� 
　　她的儿子说她“性格决定命运。除了演戏，生活中许多事情都被她自己搞乱了。”许多天才的艺术家不都是这样的么？� 
　　想象得出，李婉芬年轻的时候，一定是很活泼好动，很感性，是情感要求挺丰富的那种人。可是，当我问到她的婚姻情况时，却惊奇地发现婉芬阿姨并没有经历过那种轰轰烈烈、生死缠绵的爱情体验。她结过两次婚，也离了两次婚。如果她活着，她一定会说：“哎，什么是书本里说过的那种爱情？我真的不知道。”这也许是婉芬阿姨生命中最遗憾的事情� 
　　也许这是那个时代的特点。刚刚从一个陈旧的时期向新型的社会转换，人们的心态很拘谨、很小心，父母命、媒妁言在社会上还很盛行。青年人的自由爱情在道理上被接受，在行动上还并未普遍，比如李婉芬，她把更多的憧憬放在读完西方现代小说后的冥想中，而现实便常常使她失望了。� 
　　提到李婉芬的婚姻，不得不说她家中五个姐妹之间的情谊。� 
　　李婉芬与她的几个姐妹之间的亲情非同一般，从生至死，心心相印。长大以后各自成家也没挡了她们每星期一次的聚会，聚会的时候除了她们姐妹有时加上唯一的一个兄弟以外，丈夫们都不常来。心里话在这时候可以毫无保留地宣泄出来，她们有时凑在一起做一桌饭，有时各人从家里带菜来，像小时候一样打闹逗笑，互相嘲弄，有时拉开桌子开几局麻将，认真的时候互相斗嘴。尤其是三姐婉芬竟然会为争牌闹个脸红脖子粗，生气了一推桌子，走到里屋找个床倒头就睡，睡醒后照旧嘻嘻哈哈，讲起笑话弄得大家又笑弯了腰。� 
　　最令李婉芬刻骨铭心的是文革当中在一天之内失去双亲的痛楚，那是五个姐妹相扶相持共同承受的。那是1968年，因为父亲在抗日时期曾经为当时的政府工作过，这在过激的文革中是比天还大的罪孽，他们得知第二天将要为此遭到红卫兵的批斗，两位老人默然携手，用一根白绳悬梁自尽。父母双亡后仅仅几天正是中秋，五个姐妹相约来到北京北海公园的白塔下面，风萧萧草凄凄，黄叶飘然落下，慈爱的双亲音容犹在，却已是天人永隔了。� 
　　李婉芬的第一次婚姻是二姐为他牵的线，男方姓王，高高大大，理工科专业，会讲一口非常好的俄文。姐姐介绍的人肯定是好的，关系很快便定下来。他们有了一双儿女，生活是平和稳定的。但是有一天，妻子忽然觉得这个丈夫缺乏情趣，不浪漫。没有人确切知道李婉芬的第一次婚姻到底是因何破裂的。她是在很突然的情况下便提出了离婚，原因呢？没有什么，就是因为这个人太呆板、太淡漠，离妻子心中的爱情实体相距太远。其实呢，王先生是一个很尽职的好丈夫，工作之余他连生活细节都一手包了。婉芬演出，总是他为她做夜宵熬汤水；等她回来，家里也是收拾得干干净净，孩子照顾得清清爽爽。� 
　　但是，就是这样，婉芬阿姨说：“不行，咱们俩之间没有共同语言，离婚！”李婉芬的二姐，他们的婚姻介绍人也说不明白为什么三妹要和丈夫离婚。她只记得三妹给丈夫写了一封信，说她觉得他们之间的生活没有意思，远不是自己想象当中应该有的那种浪漫、那种激情，更谈不到共同的想法和理解。王先生接到这封信时，人都呆了，他无论如何也想不明白这个灾难是因何而来。拿着这封信去找他们的介绍人―――二姐李婉荫评理。二姐也爱莫能助。� 
　　后来，两人终于分手了，两个孩子一人一个，儿子跟母亲，女儿随父亲。婉芬阿姨的大儿子王朔说，当时他还小，忽然被父亲叫进屋子，对他说：“我和你妈妈分开了，不在一起了，你以后就和妈妈住。我要带着妹妹走了。”王朔只是模糊中觉得生活可能从此会产生变化，他还在忙着跑出去和在门口等着他的小伙伴骑自行车玩，并没有意识到父母离异是一件足以对他的一生产生重大影响的事。王朔的爸爸王先生，被这次夫妻关系的破裂打懵了，他孤独地生活了一段时间，没有再结婚，文革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就生病去世了。可能到死他也没能弄明白妻子和他离婚的原因。� 
　　李婉芬的第二次婚姻发生在六十年代，这次的介绍人是六妹。带着两个孩子的李婉芬似乎也觉得孤独的她领着两个孩子生活并不正常，于是很快地便嫁了。而这次，还不如第一次，她甚至对这个男人还没有产生任何感觉就草率地决定结婚，在生了她的第三个孩子以后不久，夫妇俩开始争吵。李婉芬不是一个惯于忍辱负重忍气吞声的传统女性，于是，又有了第二次的离婚。对于婚姻，她曾经对儿子说过的一句话或许能够反映她的某种体会。她说，多好的半路夫妻也不如结发夫妻。在第二次离异之后，李婉芬再不敢结婚了，孑然一身直到生命终了。生活里并不是没有过男人，却始终再没有过婚姻。� 
　　婚姻是不成功的，感情生活是贫乏的。这一定是婉芬阿姨最大的遗憾。� 
　　但是，在她钟爱的演艺事业上，却是柳暗花明，李婉芬创造了一个晚景灿烂的奇迹。 
　　事实上，在李婉芬50岁以前，作为一个演员，她还没有达到那种一般人认为的普遍意义上的成功。她身处人才济济的北京人艺剧院，年轻的时候正值全国最红的话剧舞台上的大青衣舒绣文还活跃在舞台上，安排角色很少能轮到只有二十几岁的她身上。只有在五十年代，排练老舍名著《骆驼祥子》时，她获得了主演虎妞的机会，曾经得到周恩来总理的好评。但是后来，她开始患病。再后来，文革开始。待到环境终于改变，舞台开始重新热闹起来的时候，李婉芬已经年过半百了。� 
　　原以为生活就是这样平静下去，不会有任何起伏跌宕。谁知1984年，李婉芬被挑选去拍摄《四世同堂》。和姐妹们相聚的时候曾经提到拍摄的事，姐妹问她最近在干什么？她不经意地说，正在拍一个电视剧，在里面扮演一个很没意思的角色，是个胡搅蛮缠的老太太。李婉芬一直就不喜欢“大赤包”这个人物，她从不认为那是自己理想中的舞台形象。� 
　　李婉芬自己也没料到，“大赤包”为她带来了荣誉，这个角色使53岁的李婉芬一夜之间红遍全国。《四世同堂》通过电视屏幕把李婉芬介绍给了全国范围内的广大观众，那个戏距离今天已经十六七年了，但众多人物中让人记得最清楚的还是那个栩栩如生的“大赤包”。李婉芬终于使自己变成了人所公认的好演员，她从小时候就执着追求的目的在她已经近乎疲倦得不想再努力下去的时候，忽然间如此清晰地展现在观众和她自己的面前。也许这个机遇确实来得偶然，但是此时，一种精神上的满足终于让李婉芬吐出了一口长气。� 
　　晚年，李婉芬开始遭受疾病的侵袭，然而每当她走在街上，大人领着小孩看到她说：快，叫大赤包奶奶！出租司机认出她坚持不收车费。这时候，她会发出来自内心的愉悦的欢笑。性格中的爽朗由衷地回到她的身上，一切的不开心便随风而去了。� 
　　生活已经把李婉芬牵扯得再也不是过去那个意气风发、能跑爱动、青春盎然的女孩子了。也许是不完满的家庭生活所致，也许是不规律的演员生涯使然，后来的李婉芬饱受糖尿病、心脑血管病、肝硬化之类疾病的重重折磨，单是大病住院就有五六次之多，胃出血抢救、脑痉挛失语、肝病灶吐血，还有前后三次的脑血管梗塞……� 
　　我不能想象，那样乐观开朗的李婉芬曾经受过那样多的磨难，舞台上的喜剧人物从来不会告诉观众扮演者在舞台下忍受了多少苦痛和灾难。� 
　　我完全理解为什么她在晚年不顾一切尽自己所能地接戏演戏，带着那样的病体，她仍然在舞台上创造着人物。她是在寻找逝去的时间，是在争取更多的时间，因为她肯定知道，时间对于她是真的不多了。在中央电视台制作的电视节目《朋友》当中，她曾经谈到了死亡，而在谈到这个主题时，她的坦然态度曾经让人们很吃惊，直到她真的离我们远去以后，回想她当时的谈笑风生，才懂得了什么叫做“视死如归”。� 
　　李婉芬，一个平实的、真诚的、敬业的演员。我觉得，比起她说的机遇、努力和天才，更应该赞扬的是她的人，她的真诚的纯正。� 
　　她的大儿子王朔曾对我回忆起母亲活着的时候，他们这一大家子在一起聚会，三四十口人在一起，玩抓阉的游戏。母亲笑着，嚷着，朗诵着她在舞台上表演的台词……这就是李婉芬，活着的时候她一直是那样爽朗自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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